足球与长征
足球与长征
2006年九月 看题目，似乎两者无甚关系，只是笔者前两篇稿件都谈足球，硬把足球搭上，希望能吸引读者撇一眼，玩些噱头，像电影的续集。我觉得我们的内部刊物，只要不涉及反党反国家，不涉及调侃别人的宗教信仰，避免台独言论，当然不能违反公司规定。大可以天马行空，随想随记，让同事们任意发挥。
记得十六年前笔者大学毕业，那时兴临别赠言，在对方精心准备的小本子上写些东西，有位要好的同学在我本上留言：足球、啤酒、女人。意喻这三样东西能伴咱一辈子，这是幸福的最高标准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挺有意思。现代人的目标，已变成：事业、家庭…，或者：家庭、金钱…等等排序，对我而言，拉拉扯扯，还是十六年前这三板斧。因为足球，确实是我的最爱！喜欢踢足球，基于许多理由：锻炼身体、集体运动、娱乐减压等等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检测球友是否老了。老了就踢不动，能踢就不算太老。看惯了场上五十岁人体力比二十岁的还好；听惯了默多克八十多岁娶三十岁少妇，还生了一大堆孩子；听惯了杨振宁牵手翁帆，颇羡慕他们的。
踢球很公平，无论你名气多大，职务多高，状态不好就下场，让状态好的人顶替你，因为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全队赢球。而场下队员都为场上队员鼓掌喝彩，体力不济的球员还为场上队员排兵布阵、出谋献策，这就是足球精神。我们公司坚持踢了十一年的足球，当中有同事骨折、韧带撕裂、破相缝针等等，挺危险的，但爱好者还是折服于足球的魅力，趋之若鹜。
今年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，长征话题较热门。现在人们知道，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，最初目标是和红二、六军团(贺龙，关向应，任弼时，萧克部)会合，没有“长征”一词，国民党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“西窜”。红军到陕北后，“长征是宣传队、是宣言书、是播种机，是以我们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”，从此“长征”一词进入史册，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：总是先有事实，后有概念。
湘江一战，八万六红军打得剩三万，是当时领导人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、王明的决策错误，就等于让状态不好的球员上场打首发，结果可以预料。共产党很民主，领导人可经民主选举产生，毛泽东、张国焘是一大代表、创始人，资格最老，但还是一个在瑞金被轰下台，一个被派到基层（鄂豫皖）。新领导人博古有理论，懂俄语；周恩来、张闻天，王明等都留过洋。特别是张闻天，到过欧洲（尤其是苏俄）及美国，懂几门外语，是领导人中最博学的，今天来讲，即海归派，空降兵。毛靠边站，今天的说法，叫缺文凭，不是科班出身。
经过湘江战役等一系列惨痛失败，新领导人，场上主力博古、周恩来意识自己状态不好，作了自我检讨，在遵义重新让权给状态极佳的毛泽东，才有后来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的漂亮仗，顺利完成长征，到达陕北，建立根据地。
长征中的红军是一支神奇的队伍，上有年近六旬的徐特立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谢觉哉等“四老”，没有一个不安全到达陕北，他们如足球场外的支持者；中有已届中年的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，这些当打之年的核心力量，如足球场上的灵魂；下有林彪、邓小平、杨成武等场上冲锋陷阵的少年先锋，还有大量的板凳替补干部，阵容齐整，是一支团结的队伍。长征的胜利，是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胜利。
在人们的认知、记忆和印象中，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、食不裹腹，被迫吃草根、啃树皮，可是红军干部何涤宙的《遵义日记》，却写了干部团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，店主因生意太好，炒辣鸡的质量越来越差；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，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去裁缝店改做皮衣，因店主偷工减料窝一肚子火。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，特别是过草地那一段，红军战士牺牲最多，在川西北藏区，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艰苦阶段，但是长征途中，红军大部分时间行进在汉区，一路革命宣传，发动群众，一路打土豪，补充给养；过贵州，畅饮茅台酒；进云南，大啖宣威火腿，时时有胜利的喜悦。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全身充满活力，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有记载：“离敌人近，则夜行军肃静，不准点火把，不准照电筒，不准抽烟，不准谈话。无敌情顾虑，则大扯乱谈，并肩而行，整连整队半夜高歌，声彻云宵。在总政治部行列中，潘汉年、邓小平、陆定一、李富春等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ˊ牛皮公司ˋ，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笑谈美谈和奇闻轶事。”
足球运动如果天天有受伤断腿，这个运动也是不爽的，更主要的还是它的锻炼性、竞争性、刺激性、娱乐性，以及它的团队合作性，吸引了大家。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干事业，辛勤工作，也要有一杯冰爽的啤酒解解谗，慰劳一下才行。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6-8 14:30:14编辑过]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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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与长征(3856字) － andy，2010-06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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